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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西历史比较视野里考察赋税
来源: 作者:马建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顾銮斋所著《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了。此前,笔者就向作者求得样稿先睹为快,并打算在专著发行后约请著者做一访谈。按约定,6月1日,笔者来到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采访了顾銮斋教授,涉及了中古时期中国与西方赋税比较研究的诸多问题。
将中国与西方中古时期赋税做比较研究
可以说这项成果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
     笔者:顾教授,在5月26日《光明日报》上,我看到您的著作入选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包括您的作品在内共有58项作品受到了表彰。首先恭喜您,向您表示祝贺!请您谈一下当初为何选赋税这个题材进行中古历史比较研究的?
      顾銮斋: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研究的对象,例如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宗教史、法律史等等。其实,还有很多新的选题正在发现或还没有被发现。比如,去年在济南召开的“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一个主题会议,“书写情感的历史”,就是刚刚发现或开拓的领域。这样的研究在中国以前没有,而在欧洲的德国,2008年才建立“情感史”的研究机构。在此以前,历史学家都没有意识到研究这些问题。
      习总书记在为这次国际历史学大会写的贺词中指出,历史学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肯定和强调了历史学的基础地位和作用。作为税收科学基础的赋税史,自然也是历史学研究的对象,它其实是经济史的一个分支。在国内,中国赋税史的研究历史比较悠久,相关文献资料也比较丰富,但是对于外国赋税史的研究还刚刚起步,著述鲜少,而与西方赋税史进行比较研究的著述就更少,几乎是空白。 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与我在上世纪80年代读硕士研究生时的硕士论文选题密切相关。我的硕士论文题目是“英国中世纪的政府的经济政策”,其中一章就是写中世纪英国赋税制度的。我当时发现国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人研究,所以后来就以这一章为基础,以中西封建税制比较研究为题目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那时候,世界史学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常难申请,全国的世界史约只有六七项的样子,可能因为我的选题比较新颖,所以就被选上了。这样,经过十多年的劳作,这项成果终于结项出版了。
       笔者:你把税收作为研究对象,是否考虑过你不是研究税收的学者,而涉足这样一个专业的领域,当时有没有顾虑?
        顾銮斋: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你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学者的知识结构或学术结构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大体从2000年往前,中国学者的知识结构大都存在欠缺。所谓欠缺,就是历史与其他专业未能兼备。比如说研究赋税史,应当既接受历史学专业的训练,又接受税收财政专业的训练。可是据我所知,不仅在西方赋税史领域,在中国赋税史领域,绝大多数学者也都没有接受过赋税财政专业的训练。同样,赋税财政专业的学者研究赋税史,也缺乏历史学的训练。因为我们新中国建立时间太短,而且中间经过了那么多运动,很多学科或专业人员的培养还没有走向完备甚至正规,正如搞西方古典学和中古史学研究没有学古典和中古语言一样。但是,这并非说没有接受赋税财政专业的训练就不能进行赋税史研究了。其实,我们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基本方向做出选择。
      一是做人文研究,一是做理科或财会意义上的专业研究。我做的就大体属于人文研究。人文研究也不是说不需要赋税财政的专业知识,但是相对而言,要求较低,这方面我们可以自己去弥补,前些年我也读了一些财政税收专业的书。反过来也一样,搞赋税财政专业研究,也可以学一点历史学的专业知识。约从2000年以后,历史专业的研究生就不一样了,比如我的研究生如果从事经济史研究,我就要求他们到经济学院去听西方经济学、高等数学等课程,以接受比较正规严格的训练。即使听了以后对专业论文的写作起不到什么作用,也还是要听。经过了这样的熏陶,见识就肯定不同了。而经过几届或多届研究生的培养之后,随着培养经验的积累,后来的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就逐渐趋向合理,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另一个就是语言的学习。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我的老师这一辈,有的虽从事世界史研究,但并不懂外文,或者本来懂而且很精通,但后来因为不用而遗忘了。像我的老师马克垚先生那样,能掌握几种语言,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就我们这一辈而言,大体上说,研究英国史的学者,英语一般不会有问题,研究法国史法语不会有问题,研究德国史德语也不会有问题。但是,搞中世纪研究懂拉丁语的学者,就很少见了。我在北大读研时,也学过拉丁语,但后来用得不多,逐渐忘了。但是现在的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不一样了,尤其是有了国外经历回国以后,对拉丁语就比较熟练。我们的硕士生、博士生现在就学拉丁语。国内教拉丁语的老师缺乏,就设法从国外招聘。这就是一种知识结构的统一。随着学术的进步,历史学研究的知识结构越来越合理了。
通过对西方中古时期赋税历史的考察
让我改变了对税收强制性的传统看法
      笔者:这项研究成果的空白填补让您花费了十多年时间,想必会有很多的感受,请您谈谈让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顾銮斋:既然搞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就应该把中西中古税制的基本资料弄清楚,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考察各自走过了怎样的道路,以给读者呈现不同的赋税镜像。我的一个感受是,一个专制政体其实是最不稳定的政体,比如像古代中国。赋税是涉及国家稳定和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正因为问题重大,赋税征收由谁决定,怎样征收就显得特别重要。如果完全由政府或皇帝说了算,而不征求纳税人的意见,那么就可能导致一个对抗的结果,造成社会不稳、社稷不安。对于纳税人来说,赋税负担一旦超出了承受的限度,危及他们的生存,再赶上天灾人祸,就必然爆发反抗。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从陈胜、吴广起义算起到清末,经历了无数次农民起义,而且反反复复,一发生就大规模展开,最后的结果就是推翻专制王朝。正因为如此,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以致成为中国历史研究领域的五朵金花之一,而且发表文章之众在一定时期高居众多领域前位。农民战争在中国历史中频繁爆发,且产生深远影响,是中国历史的客观事实。我觉得中国的农民战争或者农民起义爆发的原因,跟赋税有着密切的关系,很多起义就是直接由征税引起的。而在中古时期的英国和法国,情况便很不相同。尽管这两国曾分别发生过1358年扎克雷起义和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而且起因之一就是征税,但是像这样的因税而起义的现象却是个例。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史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为什么?如果从赋税的角度出发,其实它就是没有征得纳税人同意,所以越是专制政府就越是不稳定。
      笔者:除此之外,其他的深刻感受是什么?
       顾銮斋:另一个感受是,赋税的属性并非一定是强制性的。应该说,不同国家的赋税有不同的特点。多年来,我们所受到的传统税收教育以及我们国家的教科书一直在说赋税是强制性的,连同固定性和无偿性被称为赋税的三大属性。对于赋税的强制性,我抱着质疑的态度,考察了马列经典作家的论述,发现马克思似乎没有这样明确的表述,列宁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得也不很明确。你读读我这本书,就会了解西方中古赋税并不是强制的。前些年,我曾与中国赋税史学者谈到赋税的非强制性问题,有的学者提出质疑。他们问,还存在不强制的赋税吗?我就觉得他们的眼界比较窄,只是在中国传统社会这个系统里进行考察、审视,而对国外赋税征收,了解不够。但是,就欧洲中世纪史的材料而言,像英国、法国,国王要征税一般要征得纳税人同意。比如像英国国王亨利三世,即被贵族拒绝过9次,我不同意,你就征不上来。我们可以称这种征税为征税协商制,国王征收的对象主要是贵族,所以要征得贵族的同意。后来,议会形成了,征税协商制也就发展为议会授予制。由于中国古代的赋税征收是由政府或皇帝说了算,赋税征收就必然是强制性的。所以说,不同国家的赋税有不同的特征,不能一概而论。
     最近,习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所做的讲话中指出:观察当代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需要有一个宽广的视角,需要放到世界和我国发展大历史中去看。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赋税史研究。在中西中古赋税比较的视野下,可以更加广阔地考察赋税的历史。在全球化视野和现代化治理语境下,我们应该深刻反思对于赋税的传统认识,弱化税收的强制性属性,充分尊重和征求纳税人的意见,也就是说应当提高和强化纳税人在赋税征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教科书也好,法律条文也好,我们都应该淡化税收的强制性,强调税收的共同协商性,使之成为走向国家现代化治理的普遍认同。
西方历史揭示了赋税可以塑造国家
如今赋税可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笔者:你在书里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从赋税看中世纪的英国发展,议会也好,代议制也好,它的产生与发展都与赋税密切相关。于是,我想起了美国经济学者熊彼特的话:一个民族的精神,以及它的文化水平、社会结构和政策预示的行动等,所有这些甚至更多的方面都是由财政史来书写的,都留下了财政的痕迹。财政史使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请问您如何看待?
        顾銮斋:熊彼特开创了财政社会学这门非主流的财政研究学问。他关于民族精神、社会结构和国家命运与财政息息相关的论述的确发人深省。我们看西方的赋税,我觉得中世纪的赋税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性,这个所谓的现代性就在于它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含量。国家要征税,必须征求纳税人意见,纳税人同意,这个税就可以征,不同意就不能征,就需要继续协商。一直到现在,欧美国家的赋税制度基本上秉持这样一种精神。
      纵览西方中古时代,一个比较突出的贡献就是产生了议会。议会具有一定的民主含量,而其产生与赋税征收有密切关系。在英国,为了征得纳税人同意,国王在王宫召见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后来,便催生了议会。其实,议会最初的职责可能就是批准国王征税,尽管后来虽也处理一些司法事务,但长期显然以制税占据主导。现在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正是由于议会制的发展,才形成了国家分权制衡的格局,避免了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政体的形成。
       笔者:熊彼特还说过,税收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而且有助于国家的塑造,税收制度的建立意味着一套机构的产生,从而必然伴随其它机构的发展。请问您如何理解?
      顾銮斋:熊彼特是从财政或者说是从税收的角度和侧面看历史发展的,他强调了财政对于国家的塑造作用。这个塑造是全方位的,对经济、社会、政体和文化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治理是全方位的,治理的手段也是多样的,但是财税起着基础性和支撑性的作用。对西方来说,我觉得后来之所以走出一条宪政民主的路线,跟赋税征收有着极大的关系,正是通过赋税的形式,西方建构了民主宪政的框架。反观古代中国,恰恰缺少这样一种协商、同意的习俗和文化。权力缺乏制约,社会结构、文化习俗、民族精神以及国家治理在“天经地义”的赋税观下,就绝不会走出西方那样的路线,而是造就“逆来顺受”的民族文化税收习惯。如果说赋税对于国家有塑造作用的话,这就是古代中国深深打下了封建王朝“税权专一”的根深蒂固的印痕。
       今天,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赋税同样会产生重要作用。从当前的税收法定落实、税种结构向直接税比重扩大、构建国家与公民和谐共治的层面上来看,赋税正在加大调节社会各阶层利益关系的力度,从而推动社会和国家的现代化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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