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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的新成果
来源: 作者:马建


       近日,一项中古时期中西赋税比较的课题研究面世,这就是2015年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6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西中古税制比较研究》,作者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顾銮斋。本书由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中西封建税制比较研究》修改而成,项目启动于1997年,至2016年竣稿,已历19个年头。在该书出版发行之际,笔者拜访了顾銮斋教授,就该书的主要研究成果做了访谈。“之所以拖延这么长时间,研究过程因故中断或临时处理其他事情等尚在其次,主要原因还是选题难度大。”顾銮斋说。作为一项重要税收历史文化研究的课题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中世纪被欧洲人以“黑暗的时代”自况,尽管中国没有中世纪一说,但是作为税收之同期比较,自然也是税收文化研究的一件趣事,且重要的是填补了一项国内税收研究的空白。在本书里,顾銮斋主要集中于中西中古税制的差异性研究,探寻中国与西方赋税基本理论内在形成的理路,给读者呈现两种迥异的税收文化之景观,揭示两条不同的演变路线的税收脉络。
初步阅读西学史界赋税文献
感受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惊异
      了解中世纪西方财税历史,总是离不开阅读文献资料。欧美史学界关于西欧中世纪国别赋税财政史的研究成果尤以英国赋税财政史的研究为最多。从顾銮斋搜集的各种国内外文献资料来看,不下上百篇什和著述,这些史料是研究的开始。
      例如,道沃尔的《英国赋税史》,作者从罗马统治时代写起,一直写到1604年内战爆发止,时间跨度达1600年之久,几乎涉及了征收过的所有税项,包括罗马统治时期的人头税、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国王的各项收入、诺曼征服以来的酒税、协助金、附加税、犹太税、丹麦金、土地税、任意税、海关税、动产税、人头税等等,书中对其中的税项既说明估值成员的产生、估值过程,又叙述估值对象的品类、数量等,写得很细致。
       普勒的《12世纪的财政署》,以解剖麻雀的方法分析了财政署的构成、权能、运作、演变,逐一叙述了国王的宫室、收入、官员、执事、钱币交验、记账、郡守召集、答疑等内容,读后能够对财政署获得一个较为具体而明晰的了解。
      米彻尔的《英国中古税制》,主要论述了中央和地方税收机构及其职能和运作、财产估值、赋税授予、自亨利二世到亨利三世统治时期的任意税的征收及废止等。作者尤以翔实的资料论述了国王的征税要求乃至对国家的治理,遭到权力集体的严厉批评甚至激烈反对,亨利三世就曾连续9次遭到否决,这类例子情节生动、故事丰富、栩栩如生。其另一部专著《无地王约翰与亨利三世统治时期英国税制研究》较上书更加充实,除任意税外,大部分篇幅用来叙述其它税项,包括土地税、盾牌钱、犹太税等,同时还叙述了赋税授予、估值征收人员选举、估值征收过程、税物税款交付等内容。书中大量引述第一手资料,读来感到极为翔实厚重。
          昂温的《爱德华三世统治下的财政和贸易》从财政和贸易的关系入手论述了商税特别是羊毛税、议会和贵族、商人围绕征税问题同国王的斗争、协商制、议会授予制、财产估值等内容,与其他著作相比,该著内容更集中,说明更细致。
       1939年,斯特雷耶和泰勒合著《法国早期税制研究》,主要研究13世纪末到14世纪初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的赋税征收。作者主要考察了协助金、补助金(subsidy)和什一税等税项的征收。
陶特的《中世纪英国行政制度史》认为,宫室和锦衣库是国王的私人财政机构,而财政署则是国家财政机构,它们之间的斗争是国王与贵族、议会之间围绕财政控制权所进行。斗争的结果是,财政署树立了掌管国家财政的最高权威。该著以资料翔实见长,凡六卷,堪称鸿篇巨制。
        顾銮斋通过列举上述主要文献谈到,起初就是视为史料整理或编纂,概览到它的来龙去脉,从而有助便利检索。然而,“阅读这些史料,在获得丰富史实的同时,也让我们产生了迥异的心理感受!”顾銮斋说,比如,关于国王征税要求的讨论,特别是这种要求遭遇某一权力集体否决的时候,初读米彻尔等人的著作,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作者为什么使用一种恬淡闲适的散文笔法,于是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惊异,惊异人类历史曾经存在如此另类的文化!惊异茫茫中世纪居然蕴藏着这样的精神!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感受?在顾銮斋看来就是:我们与西方学者承受的文化积淀和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身处欧美文化环境的米彻尔们对于这些材料所以感到闲淡自然,是因为材料所反映的历史状况原本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相较中国的赋税历史,顾銮斋认为,中古时期中国则属于另一种文化,体现的是皇权威权下的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赋税文化,反映的是百姓逆来顺受、沉重压抑的赋税文化,缺乏的是一种无权力机构抗衡制约的赋税文化,作为这种文化遗产继承和被熏陶的我们,乍一接触这些西方史料时,之所以有这种新奇、异动的迥异感受,是因为我们在看这些材料时进行了不自觉的理性比较。这就是比较研究的魅力与意蕴所在。
“天经地义”与“共同同意”之别
中国与西方赋税文化的最大差异
        如果说在上述的西方赋税财政史研究的起步阶段,还比较偏重注重客观实证的话,那么在赋税财政史研究的发展阶段,西方学界在资料整理的基础上做出理论的阐释则具有历史的必然。
         顾銮斋介绍说,1971年约翰·贝尔·何讷曼《法国十四世纪的王室税收:1322年~1356年间战争财政的发展》出版,作者认为王室财政早期的历史是一种战争财政,战争财政的目的单一:征税就是为了打仗。财税管理工作也都是围绕战争而展开,相关机构都具有临时性、权宜性的特点。1975年出版的哈里斯的名作《国王、议会与中世纪英国的国家财政》,较大篇幅讨论了“税收的危机”,即是指国王与纳税人或议会关系紧张,矛盾尖锐,国王征税要求屡遭质疑、驳斥和否定,致使征税难以实施。在辩论中,双方观点各有依据,涉及习惯法、封建法、教会法、国家与王权、公民与义务、共同利益、个人同意、共同同意、少数与多数的制约问题等等。
          顾銮斋认为,一定的赋税行为或财政活动,总有一定的思想给予指导,这种思想经过一定的重复、贯彻和修正,便逐渐外化为理论,成为实践活动所遵循的基本依据。这种理论被称为赋税基本理论。在中国学术界,这种理论似从未有人论及。中古社会的赋税理论问题首先是由西方史学界提出来的。早在17世纪、18世纪,历史学家和法律史家就已经关注税制中的法律习惯,并开始研究“共同同意”(Common Consent)的相关问题。西方史学家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问题并就此展开讨论、获得一定成就,首先因为这些概念和理论所分析概括的历史对象原本即西欧中古社会的客观存在,只不过散见于浩繁的史料之中,需要挖掘整理。例如国王要向人民征税,必须首先征得人民同意,这是西欧中古社会的普遍现象。而要征得同意,须首先说明征税目的或理由,说明是否代表人民的利益。于是,“共同利益”“共同需要”“共同同意”等问题便在国王与人民主要是贵族的讨论、争辩中逐渐明朗,并形成了一定的概念和理论。
          反观中国,中国古代 “家天下”和“王土王臣”说无时无处不影响、制约国家的财政活动,无不作用于臣民的纳税心理和行为。在征税过程中,朝廷或税吏无须向纳税人说明征税理由,而纳税人也不去质疑皇粮国税的行为,反而认为顺理成章、事情本该如此。在人们的观念中,纳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皇帝如此,官员如此,臣民也如此,不仅臣民不会质疑征税的合理性,质询他们在其中应享有什么权利,而是听之任之,即使是那些抨击“苛政猛于虎”贤人达官,也不会认为这里存在什么问题。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即便到了中古社会,对赋税始终延续和接受天经地义、听之任之、顺从旨意的态度,自然也不会形成相关的基本理论,充其量也就是一种根深蒂固、一成不变的观念而已。
如果将中古赋税史看作一条长长的河流,那么,赋税基本理论因无须提出无须讲说从而无须跃出河面便成为隐动的潜流。但是,河面所以有浪花飞溅,是因为有潜流在运动,支撑并推动着河面的涌进。中西赋税长河的潜流不同,所以河面的浪花和涌进也呈现不一。
         顾銮斋表示,“共同同意”是西方中世纪赋税理论中最引人注目、发人深思的部分。这一理论已经成为限制国王征税的武器。1215年,贵族将这种理论赫然写入了《大宪章》,其第12款说,除了赎取国王人身之赎金、立其长子为骑士之费用和为其长女出嫁之花销外,征收任何盾牌钱和协助金都须征得全国同意;第14款规定,国王如欲征收协助金和盾牌钱,须至少在会前40日内致书各地教俗大贵族,注明时间地点,阐明理由,以获得全国的共同同意。如果说在12世纪,还仅仅表现为贵族主要是国王直接封臣对共同同意的坚持、维护和贯彻、落实,那么,从13世纪初始,这些行为或活动已经大众化或广泛化了。这样,“共同同意”便成为国王、贵族、骑士、市民、教士、商人等利益群体一致认同的赋税基本理论。可以说,一部中世纪的赋税史就是一部贵族捍卫和实践共同同意理论的历史。
      那么,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曾形成的“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两种理论呢?在顾銮斋看来,这并非赋税的基本理论,而是实用层面的理论。其实,西欧中古社会英国、法国皆因战争而向全国人民征收赋税,战争结束后就停止征收。由此可见,西欧中古赋税自始就是“量出制入”,具有“即征即用”的特点。
制税在中国是皇权专制的产物
在西方则是集体议决的结果
        赋税本身属于经济或财政范畴,但涉及与王权、相关机构或部门乃至整个政治制度的关系等问题。由于中西在中古时期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的不同,税收制度的制定也是歧路而走。
         顾銮斋指出,税赋既为国之大事,关乎国之命运,决定之权便由国君总揽。《尚书》中“禹别九州,……任土作贡”,后世皇帝制税,世世相传,代代相袭。田之等级,赋之多寡,贡之品色,大体由最高统治者专断所为。春秋战国时代,王权式微,一些强势王公趁机割地称雄,国内一应赋税制度,包括财税建制、税赋征免、税项立废、税额增减等一由王公确定。当然也不排除某一建议可以引起朝野内外的激烈辩论。例如,西汉汉昭帝时期,曾有针对朝廷专卖盐铁而举办的著名的盐铁会议。看上去,这像是一个具有一定范围、一定民主、甚至具有一定学术意义的代表会议,但从会议召开的背景、各种权利的博弈以及召开的目的等考察会议的起因,又似乎感到这场会议不是或者主要不是问民疾苦、听取群众意见,而是统治者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会议召开的目的是揭示和认识武帝轮台罪己前的理财措施弊端和缺陷。会议结束后,朝廷也仅仅取消郡国酒榷和关内铁官,其他各项政策仍然维持不变。
            顾銮斋强调,中西中古税制的发展演变基本上按照赋税基本理论设定的方向行进。在中国,由于皇权至高无上,制衡缺失,皇帝虽非总是参与相关事务,但税收体制仍然反映皇帝的意志,本质上为个人专权;在西欧,由于纳税人或由纳税人代表组成的机关处于主导地位,相关税务的处理通常表现为集体议决。到了17世纪、18世纪,洛克、孟德斯鸠“三权分立”学说诞生,欧洲进行了新的权力构架的设计,其核心因素即议会,而议会得以孕育、诞生和确立的关键则是税权。正因为如此,新的权力架构自然将税收理论融涵其间,通过分权制衡最终将君主专制送进历史的坟墓。
        纵观税收体制的演进,中世纪无疑是税制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这个时期,为后来欧洲近现代税制或如一些学者所称宪政税制的进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税制概念如纳税人、议会、分权、制衡、协商式税制以及诸多的税收品类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近现代以来英国的《权利请愿书》《权利法案》《国会法》、法国的《人权宣言》、美国的《独立宣言》等宪法文件以及相应的制度建构,包括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的提出,都不过是13世纪《大宪章》精神和议会组织框架的滥觞和发展。
           顾銮斋指出,中华文明是一个因袭力极强的文明,某种制度一旦产生,便往往为后世所长期传承、效仿,赋税的征纳自非例外。中国赋税财政史有一种突出现象,这就是一种税制一旦产生,往往数朝沿用,具有很强的稳定性。例如,两税法自中唐实施后,即经宋、元以及明前期一直袭用。其间既有变化也都属细根末节,无关大局。中国封建社会没有议会组织,所以制税一般由中央有关财政部门如户部、度支、三司等进行,也就是制税出自行政机关,然后申闻于皇帝,由皇帝最后决定。这样,不仅制税的程序与西方不同,重要的是纳税人的意见被完全忽视了。
中国是一种亘古持久的农本型税制
西方则从农本型走向工商型税制
         赋税结构也是顾銮斋在比较中古时期中西税制研究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古社会的主税项,通常是指传统学术或学者心目中所认同的税收体系中的大税,一般是土地税、人身税或人头税以及工商税。在顾銮斋看来,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历史上,土地税和人头税无疑都是国家最早征收的税项。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工商税量必然稳步提升,最终取代土地税或人头税而成为税收的主项。问题在于中国和西方中古赋税主项走出了怎样的演变路向,表现了怎样的主项走势呢?
           顾銮斋认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经济国家,牧业商业一直欠发达,赋税结构自然形成了土地税占据主导地位的格局。春秋各国以及东周王室即多行助、彻之法,以田赋作为税收的主体,各国税率一般十取其一。之后,随着各国赋税改革的发生,田赋率在其他税率未变或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扶摇直上。鲁国税亩伊始,便十取其二,税率增长了一倍;公元前538年,齐国“民三其力,二分于公,而衣食其一”,税率逾十六之上。春秋时代的税制改革为战国时代的税制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此基础上,秦用商鞅之说,更使“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其他如魏、楚等国也都弃旧制而行新率,使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倚重农业。
        顾銮斋表示,纵观中国中古赋税史,主税项变迁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春秋战国至南北朝。在这个阶段,以户籍为基础的人头税占据税收总额的绝大部分,租调制的设立开始了改变这一格局的漫长历程。第二阶段从隋唐租调制和租庸调制到明末“一条鞭法”的颁行,通过租庸调特别是两税法的实施而大量削减人头税额,加大土地税征收。第三阶段从明末“一条鞭法”的推广至清代“摊丁入亩”的实施。“一条鞭法”实为“摊丁入亩”的前奏,推广的结果是清政府通过摊丁入亩决绝地将人头税并入田亩征收,从而最终确立了土地税一税独大的地位。
         而基于“工商食官”的理念,使工商业经济缺乏发展的内在动力,而且历代政府无不以重本抑末作为基本国策,工商税的制征通常以惩罚、遏制甚至歧视工商业及其从业人员为基本目的。没有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就没有工商税的高额回报。直到清末,由于在税收总量上远低于土地税,工商税终于未能超越土地税而成为税收体系的主项,从而未能实现主税项的转换。
          顾銮斋指出,西方中古社会主税项征收的情况不尽相同。以英国为例,早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土地税曾经作为主税项开始征收。但是基于岛国的地理原因,种植业一直未能独当一面。事实上,英国包括养马、养牛、养猪等在内的整个畜牧业都很发达,牧羊主的羊群随季节变化的漫游则直接蹂躏了土地,破坏了庄稼。这一因素对赋税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农业收入的下降,使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份额锐减。畜牧业的发达导致了英国出口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诺曼王朝英国政府大力推广先进织机,以优惠条件吸引外国技术工人,英国从此由一个羊毛出口国转化为呢绒出口国。英国关税从而工商税正是依靠这种变化获得增长的,使工商税特别是关税成为英国税收体系的主税项。
         对比中西赋税结构的演变历史,顾銮斋指出,在中古社会早期,中西赋税都以农业税为主体,后来,出现不同发展趋势。中国仍以农业税占据主导,即使在南宋,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带来了工商税收的巨大增长,赋税结构的基本格局仍难说发生实质性变化。几次重大的赋税改革,如明“一条鞭法”、清“摊丁入亩”,无一不是加强了农业税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农业税在财政收入中的比例。可以说,从春秋至清末,中国税制有变化而无变革。所谓变化,是指征收技术、税项设置、钱粮额度等有改变或增减。而改革,是指课税对象的实质性变革,从春秋战国特别是秦朝奠基后以迄清末,并无实质性变化。而西欧则背离了初期的走向,转而以工商税作为政府财政的基础。所以说,中国中古税制乃是一种农本型税制,而西方,则是一种工商型税制。
中古时期中国没有税收习惯的制约
西方的税收习惯推动了政体的演进
         在长期的中西中古税收比较研究中,“税收习惯”成为顾銮斋发现的一个重要现象。
        英国封建习惯的形成,恰逢不列颠由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随着民族大迁徙的爆发,不列颠土著居民凯尔特人便先后遭到了盎格鲁、撒克逊、裘特和丹麦人的入侵和征服。随着民族界限和隔阂的趋于消失,各族习惯也渐趋混同,形成了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网络系统。西欧中古社会特别是中古社会中期以前,习惯在税法中居于重要地位,税收习惯不仅在征税活动本身,在日常用语交流、政府文件拟制、政治经济关系运行中都有活跃的表现,并得到了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的普遍认同、倚重、遵循和维护。这些习惯已经形成了强劲的机理,具有制度化特征和很强的弹性。如果出于社会需要而必须变更,也首先要征得相关人员的同意。变更之后,复形成新的习惯,进而形成新的稳定。
           顾銮斋认为,税收习惯的强劲和对社会关系的有力规范构成了西方中古税制的重要特征,例如在英国,税法中充斥着习惯的元素,随着社会的变动和历史的进步,这些习惯在常轨运行的基础上,通过调适、排异、变通、成文等获得承续与更新,排除易于形成习惯的异质行为,废弃淡出社会需求的旧习惯,吸纳适应社会变迁的新习惯,最终形成了富于特色的税收习惯系统,显示了强大的控制力量。税收习惯是英国中世纪赋税征收的基本依据,国王或国家合法的征税活动一般是在税收习惯构建的框架内进行。例如,国王约翰虽以暴君名世,也非不尊重传统和习惯。他所颁发的王室令状就时时流露出对习惯的尊重和敬畏,其中的 “依据英格兰的习惯”进行,或“依据英格兰的法律和习惯”审理等等无不体现这个广阔的习惯网络和强烈的社会氛围。
        顾銮斋指出,既然信任、倚重习惯已经形成了强烈的社会氛围,那么,作为国家重要组成部分的赋税,也必须而且必然遵循税收习惯,而税收习惯也就相应得到社会各等级各群体的信任和倚重。所谓税收习惯,即指那个植根、运行于封建习惯网络并与其他习惯错综交织、彼此影响而主要制约、规范征税行为的习惯门类。这种习惯具有鲜明的法律和制度性特征,国王征税必先征求纳税人意见,就征收的品色、额度、方式、对象等征得纳税人同意。随着国家建制的发展和贵族与王权斗争的深入,这种议事形式逐渐代之以集体的形式。税款收取之后,主要用于战争支出,而国王和王室的消费,则依靠他自己的收入支付,即所谓“国王依靠他自己的收入生活”,这也形成了相应的习惯。
         那么中国有无税收习惯呢?顾銮斋认为,中国则不同,习惯在税制中几乎处于阙如状态。所谓税法,主要指皇帝、政府和财政相关部门发布的关于征税的法律、法令和条例,它规定税项、税率、税额、纳税期限以及纳税人的年龄等事项。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关于税法的记录,基本上都是关于人定法的记录,几乎见不到习惯的踪影。例如,《史记·夏本纪》载:“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这里没说贡赋是怎么形成的,但“备”字表露了人工设计的痕迹。西周之后,税制趋于完备,政府设计税法而无习惯制约的特征十分明朗;再如,西周“以九赋敛财贿”,其分类之细致,征收之齐全,使巧立名目、刻意而为的人工设计暴露无遗。这样一个简单的制税过程缺乏弹性,缺失对皇权进行调节的纠偏和反馈机制。
          顾銮斋指出,税收习惯的记录和编纂,是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现象,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经历了这个阶段。惟有英国的税收习惯,不仅得以很好地保存,而且构成了赋税征收的基本依据或主体,与中世纪共始终,并有力制约了近现代的税法,《大宪章》的起草和颁行则是这次大规模成文的标志。这一标志性事件不仅进一步显示了税收习惯的强大力量,而且预告了它的长盛不衰,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顾銮斋认为,税收习惯意义深远,影响广泛,推动了议会的产生和国家建制的发展。税收习惯中曾经包含个人同意的部分,但它的成本,显然大大高于集体或“共同同意”,而效果却相反。所以,为了征得“共同同意”,国王在王宫召见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后来,便催生了议会。议会最初的职责可能仅仅是批准国王征税,后来虽也处理一些司法事务,但长期显然以制税占据主导。对贵族征税如此,对民众征税也必须按习惯召集城乡代表开会,获得他们的同意。而随着城乡代表的参加和上、下院的形成,议会遂得以最终确立。议会的形成则奠定了国家建制的分权制衡格局,避免了权力的集中和专制政体的形成。不列颠的税收习惯使纳税人很早即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税权,这本身即蕴含着制衡的因素,且为进一步分权创造了条件。随着议会的产生,而议会由纳税人或纳税人代表组成,两院制的确立更强化了分权制衡的力量,避免了专制政体的形成。而英国中古政体的演进,也就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同时期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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