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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税收科研之路(四):绍兴会议
来源: 作者:曾国祥


      浙江省绍兴市是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夏代大禹治水有功,曾会盟天下诸侯于会稽,绍兴存有禹王庙。晚清革命党人鉴湖女侠秋瑾在这里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并在绍兴英勇就义。她是一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女中豪杰,她的革命精神和英雄事迹可歌可泣,为世人所敬仰。鲁迅先生诞生在这里,他的故居包括“百草园”和“三味书屋”保存完好。共和国总理周恩来的祖籍也在浙江绍兴。1996年4月26日至28日,全国税收科学研究工作会议在绍兴召开。
(一)
       1996年春节前夕,我和副所长以及办公室的同志商量:快过年了,根据中国人的传统文化习俗,我们要给曾经在科研所工作、现在已经退休的老同志拜年。我们不能忘记了老同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老。他们在工作期间,不管怎么说,都付出了辛勤劳动,都有他们的一份贡献。在科研所“一穷二白”、连在职的同志一个月50元奖金都很难筹集的情况下,决定给科研所已经退休的老同志一人100元慰问金,由副所长和办公室的同志陪同,逐一登门拜访,以表达科研所对老同志的过年心意。后来,科研所的这项不成文的规则、制度,每年一直都坚持。一直到我退休之后,也没有停止。那年春节,科研所在简陋的资料室兼会议室,举行了自愿参加的茶话会。自己和大家一起吃了非常简单、普通,但是非常高兴的午餐。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和科研所的同志们相互逐步熟悉、了解起来。在共同工作中,也逐步增加了同志之间的感情和友谊。
      一个人特别是农村出身的大学毕业生,一辈子实际上和父母生活在一起的时间不多。自己小学毕业,13岁读中学就住校。后来,离开了故乡到北京上大学,更加远离了父母。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家父就老对我说一句古语:“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还有一句古语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父母的养育之恩当然一辈子不会忘记。但是,自己高中毕业后,就远离了父母,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日子少。父母后来实际上并没有享到儿子的福。这是现在生活条件比较好的我们这一代人人生的最大遗憾。总的来看,自己和同学特别是同班同学朝夕相处的日子多,自然感情深。后来参加工作,凡是一起共同工作的同事,天天见面,天天相处,可以说同甘共苦,甚至共患难、共欢乐。同学之情、同事之情,特别是朋友之情,几十年甚至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是人之常情。读书在一个班,工作在一个单位,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是人生的一个缘分。如果能够成为好朋友,就是人生的福分。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熟悉情况和全所人员的共同努力,科研所的内部工作基本制度,包括《全国税收科研奖励基金管理办法》《考勤管理办法》《日常办公制度》《各处(室)工作协调制度》《课题研究和组织制度》《专家委员会组织办法》和《特约研究员组织办法》等逐步建立。科研所的人心基本稳定,各项工作开始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开展。1996年,国家税务总局提出了《全国税收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草案)》,公布了《1996年全国税收工作要点》,年度税收科研工作原则和方向已经明确,召开全国税收科研工作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
       这次绍兴会议工作报告的主题是:“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创税收科研工作新局面。”绍兴会议实际上是总局科研所和全国税务系统税收科研骨干集体亮相的大会,更是新的历史阶段,全国税收科研工作动员和部署的大会。
      在绍兴会议开会之前,国家税务总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项怀诚就这次会议作了专门批示:“税收科研工作是我国税收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希望科研所和各省局、科研部门把基础理论、基本资料和数据搞扎实。有计划、分步骤地把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列入研究计划。做到近期、中期、远期都有课题,都有人研究,都能出成果。现在看来,税务部门的宣传工作偏于薄弱,研究所要写一批比较有分量的文章,不求长篇大论,但求针对性强,为现实服务好。在研究单位与业务部门作出研究,拿出意见,以指导和改进工作。”
       根据总局领导的指示精神,科研所把原来的内部刊物合并、调整为三:一是《研究报告》,专门发表分量比较重、内容比较丰富、价值比较高的基础理论和课题研究报告。二是《税收科研简报》,专门发表有针对性、有见解、有水平、短小精悍、为现实服务的论文或者政策建议。这两个都是内部刊物,内部发送。三是《税收科研资料》,这是外部发行刊物,主要发表税收科研一般性的论文、税收科研、调研工作纪要以及年度有关宏观经济和税收科研基本资料和数据。
       绍兴会议明确提出了税收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就是要从税制改革和税收工作的实际出发,面向实际,面向地方,面向基层,面向企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深化税收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坚持为税制改革服务,为税收中心工作服务,为领导决策服务。“三个服务”的税收科研指导思想和工作方针,不但得到总局领导的认可,而且得到全国税收科研系统的认可,至今都没有过时。这是绍兴会议的第一个亮点。会议的第二个亮点是,明确了税收科研工作要以课题研究为主线,多渠道、开放式开展税收研究和学术交流。在会议结束时,国家税务总局党组成员、总经济师李永贵作了重要讲话。上述税收科研工作思路也得到了他的认可和支持。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要加强税收科研机构建设和税收科研队伍建设,逐步形成一支结构合理、年轻化、专业化的税收科研队伍。会后,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税收科研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有力推动了全国税收科研工作生动活泼地开展起来。
(二)
      全国税收科研人员的队伍建设,实际上分三个层次:核心层是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研所和中国税务学会;中间层是各省级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负责税收科研工作的机构,包括科研所、研究室、法规处和办公室,以及税务学会等;外围层是非税务系统的税收科研合作伙伴,包括有关兄弟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单位和专家学者等。
      在绍兴会议上,和与会的同志们一起分组讨论、吃饭、散步时聊天,自己敏感发现并感觉到,我们全国税收科研系统,可以说人才辈出。当时据我留意观察,一些省级税务局税收科研机构的负责人已经崭露头角。他们是:北京市国税局科研所宋建军,河北省国税局科研所张计存,黑龙江省国税局科研所李岩,吉林省国税局科研所高莉,辽宁省国税局科研所杨荣学,内蒙古自治区国税局科研所张柏青,宁夏自治区国税局科研所祁彦斌,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曾飞,广东省国税局科研所林京华等。这些干部,后来一部分人都提拔到更高一级的领导岗位。林京华为人谦和。在绍兴会议上,第一次见面他就诚恳地对我说,欢迎你到广东走一走,看一看。当时我非常感动。我们素不相识,只是因为共同从事税收科研工作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初次见面,都这么热情、诚恳、豪爽,一见如故,这就是我们的缘分。有这样的税收科研干部队伍,税收科研工作就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后来,全国税收科研系统陆续又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优秀年轻干部。他们是:北京市国税局科研所邓远军,北京市地税局研究室主任高学江,天津市地税局科研所樊登义,山东省国税局科研所董涛、付俊海,山西省地税局科研所周平川(女),河南省国税局科研所梁玉环(女),湖北省国税局科研所刘浩明,湖北省地税局科研所彭继旺,四川省地税局郑卫东,重庆市国税局科研所李治强,江西省国税局科研所段步仁,西藏自治区国税局谢学忠,深圳市国税局科研所谷志杰、罗伟平,大连市国税局科研所秦泮义,厦门市国税局科研所宁虹(女)、周俊琪等。他们都是税收科研系统的骨干、生力军和领军人物。
      正是全国税务系统特别是省、市税收科研机构,拥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税收科研人才,依靠他们的聪明才智和孜孜不倦的工作,团结了许多科研人才,凝聚了科研力量,承上启下,全国税收科研工作很快风生水起,有声有色。
      为了形成税收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的合力,总局科研所提倡省级税务局科研所、杂志社、学会秘书处,可以实行“三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税收科研管理体制,分工不分家。许多实行这样体制的省级税务局,税收科研力量比较集中。而且通过资源整合,实现了优势互补,既有税收科研人员,又有税收科研成果发表平台,又有社团机构动员社会科研力量,从而降低了税收科研组织和机构管理成本,提高了税收科研组织和机构管理效率。
      全国税收科研工作和科研力量的组织,外围层是总局税收科研所建立的专家委员会和特约研究员制度。专家委员会和特约研究员制度,不但汇聚了税务系统内的许多专家学者,而且汇聚了有关部委、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的一流专家学者和税收科研中坚力量。总局科研所第一批特约研究员(1997-1999年)专家学者主要有:刘克崮、韩绍初、许善达、陈联波、范巍、赵怀坦、陈流明、马千里、何盛明、刘尚希、杜萌昆、汤贡亮、董庆铮、高培勇、胡中流、张大龙、马国强、刘植才、许建国等。第二批特约研究员(2000-2001年)专家学者主要有:贾德林、张用刚、郑新立、赵杰、孙钢、刘溶沧、何振一、刘隆亨、安体富、钱晟、顾海兵、王国华、邓力平、杨斌等。
(三)
      总局科研所专家委员会和特约研究员制度的主要功能,同样以税收课题研究为主线,包括重点税收科研课题的策划、组织和成果的评议。为此,1996年初,自己首先访问了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先后认识和请教了侯梦蟾、    安体富、钱晟、高培勇等教授。那天,我们利用上午半天的时间,重点座谈、讨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理论体系的主题。自己认真听取了专家学者的意见,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收获不小。原来自己的本专业不是财政税收,所以第一次倾听人大财政金融学院老师们的发言,觉得十分新鲜。而且特别体会到,社会公共产品理论不但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而且是税收学的基本理论。过去在财税理论界,围绕财政税收的本质和职能理论,曾经争论多年,而且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基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国家分配论”,自认为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配论;一派是“社会公共产品理论”,被别人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当时我就意识到,实际上,“国家分配论”和“社会公共产品理论”本质上不但没有矛盾,而且是一致的。第一,税收代表的是国家主权,税收的主体是国家,没有国家就没有税收,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西方国家也是这样。第二,税收的本质说到底,实际上都是国家对社会剩余产品的法定扣除。社会主义国家是这样,西方国家也是这样。讨论税收的本质,我们没有必要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税收与西方国家税收相互对立的阶级性和政治性。不同国家的税收有区别,这些区别主要反映在:一是具体的税收结构和税收制度包括征管方式不一样。二是每个国家的税收用途和结构不一样。税收的用途和结构,实际上不是税收问题,而是财政问题。每个国家的财政支出特别是国防、军事、外交支出,都有不同的特殊的政治目的即政治性。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不是税收本质问题。记得多年前,中国税务学会有一次在四川举办课题研讨会。散步的时候与一位人大教授聊天,说起税收的本质和起源,我认为原始社会没有税收。因为原始社会家庭和私有制没有出现,国家更加没有出现,所以不可能出现税收。因为在总局税收科研所工作,自己与人大财政金融学院的联系和交往比较多,后来他们聘请自己为他们学院的兼职教授,在那里学院讲过几次课。这是自己感觉特别高兴和光荣的事情。作为人大毕业的研究生,到人大讲不是本专业的课,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有一段时间,在院系调整过程中,一些财经院校把税收学专业与财政学专业合并,取消了税收学专业。为了恢复税收学专业,人大财政金融学院专门邀请本人去座谈此事。自己直言不讳,比较具体地论述了为什么要恢复税收学专业的理由,他们听得也比较虚心认真。后来,人大财政金融学院专门给教育部打了报告,终于恢复了税收学专业。他们做了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与大专院校和兄弟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一起讨论一些财税理论问题,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新知识。而且相互讨论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思想的火花,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有时候,偶然也有不同的观点和意见,甚至争论。但是大家都是谦谦君子,都能做到平等、友好、心平气和地讨论,不意气用事。一些具体的观点、看法和意见可能不一致,这是正常现象,大家可以保留,无伤大雅。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刘溶沧,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财经专家学者。自己在国家体改委工作的时候,我们以文会友,就是多年的好朋友。因此,总局科研所与财贸所的合作,就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也是总局科研所特约研究员,同样是以文会友,是多年的老朋友。我们请他到科研所参加课题研讨会,他二话不说,如期践约。
      科研所与海南省地税局建立的税收科研合作关系,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戏剧性。总局曾经一度开展税收征管体系的研究。因为我不熟悉税收征管工作,更加不懂税收征管业务,所以一直迟迟不敢发表意见,更加不敢写文章。但是,我学过宏观经济管理学,宏观经济管理的一般理论略知一二。经过反复思考,自己写了一份《简报》,题目是:《多元申报,属地管理,集中征收,重点稽查》。当时,海南省地税局副局长麦正华读了这一份《简报》之后,到处打电话找我。后来有一天晚上,我从重庆出差回京,先坐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去武汉。大约在长江三峡江面的轮船上,接到了他打来的长途电话。他直奔主题:“我到处找你,你写的那份简报太好了,特别符合我们基层的情况。你什么时候有空到我们海南来,我们一起交换意见。”我马上回答:“好的,谢谢你,我一定去海南。”就这样,我们以文会友,成为好朋友。后来,海南省地税局聘请我为他们局的顾问,也是自己充当的唯一省级税务局的顾问。所谓顾问,实际上就是和他们一起开展税收理论、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有关课题研究和讨论,以及在培训班上,给税务干部讲课。在海南,自己特别提倡国税局与地税局联合起来搞干部理论培训,同时请一部分纳税人也参加。国税局地税局的领导也赞成这种做法,不但可以强化国税局和地税局的相互了解和合作,而且可以降低干部培训成本,提高干部培训效率。
      一个人一辈子可能有许多朋友,但是真正的知心朋友很少。知根、知底、知心的朋友,相互了解、理解,人生价值观相同,性格相似,心有灵犀一点通。遇到困难和困惑,身处逆境、心灰意冷时,真正的朋友会安慰你、鼓励你;遇到顺境得意洋洋时,真正的朋友会提醒你,甚至会警告你。所以这一切,真正的朋友都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公务,为了对方好。一个人如果遇到真正的朋友,就是他的缘分和造化。“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朋友之乐,人生至乐也。
     说到税收征管体系和征管模式,每个国家的税收征管,都有基本一致的框架和大体类似的统一做法。但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所谓“模式”。我认为,我国的税收征管体制框架就是:“多元申报,属地管理,集中征收和重点稽查。”至于“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等附加语,都是具体的税收征管手段、方式和方法,都是技术层面的内容,不是制度和体制本身的内容。所以,没有必要附加论述。过去,总局内部和税务系统为了研究税收征管模式,花了很多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其实意义不是太大。实际上我们重点需要研究的课题是如何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税收征管体系。而税收征管体系包括税收执法体系和税务行政体系,是全部税收管理体系中的一部分。所以,当时自己没有花多少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征管模式这个问题,也没有发表什么意见。但是在退休之前,集中力量用系统论的方法,调查、研究、思考全部税收管理体系这个大题目、总题目。围绕这个大题目和总题目,经过一年的辛勤劳动,自己收集、整理资料,阅读了大量的书籍和资料,撰写了个人专著《税收管理学》,这是后话。
(四)
     全部税收科研组织工作和税收科研队伍建设,是税收科研理论建设、制度建设人力资源的基础和物质保障。税收科研制度建设和队伍建设,不但可以逐步培养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税收科研人才,而且可以厚积薄发,由初级、中级到高级,不断涌现出引人注目和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税收科研成果。在任何单位,以人为本,搞好队伍建设是永恒的主题,以最大限度地不断调动大家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绍兴会议之前,北京、辽宁、上海、天津、河南、湖北、青岛等省、市税务局领导,亲自落实税收科研组织机构建设,配备得力人员,确定科研课题,解决科研经费,有要求,有布置,有落实。贵州省国税局领导提出了组织和推动税收科研工作的“六个一”措施,即每年在省内下发一个做好税收科研工作的文件,每年召开一次税收科研工作会议,每年组织一次税收科研研讨和交流活动,每年完成一个税收科研重点课题,每年出一本税收科研成果论文集,每年进行一次税收科研年终奖励。通过这些简单明了的措施和办法,切实有效地促进了税收科研工作生机勃勃的开展。主管局长王维义亲自听取各地、市、州科研人员反映的问题,了解他们的困难,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全省税收科研工作很快有条不紊、有声有色地开展。大道至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些税收科研组织工作办法虽然简单,但是好理解,好操作,好考核。
       建立机构,充实人员,形成网络,是搞好税收科研工作的组织保证。全国税务系统负责税收科研工作的机构,有的是研究所,有的是研究室,有的是办公室,有的是法规处等。针对专职税收科研人员少、经费紧张的实际情况,许多省市税务局采取税收科研机构、税务学会和税收报刊杂志社一体化的组织形式,实行专业科研机构、群众学术团体和科研载体三结合,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取得了成功经验。
      加强税收科研人员理论和业务培训,是不断提高税收科研人员综合素质和税收科研队伍建设的基础性工作。为此,绍兴会议决定,从当年开始,分期分批组织全国税收科研骨干培训。通过培训,讲授税收理论、税收思想、税制改革和税收业务知识,介绍国外税收制度、税收管理情况和发展趋势,研究、交流税收科研和调研的具体组织方式、方法等。同时,号召各省、市也要采取多种形式,搞好税收科研人员的理论培训和专业培训工作。鼓励和支持税收科研人员学习理论,学习外语,学习电子计算机技术和技能,参加各种业务培训。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组织出国培训,尽快提高税收科研队伍和人员综合素质和整体科研水平。
      绍兴全国税收科研工作会议,得到了浙江省国税局和地税局领导的大力支持。省国税局主管税收科研工作的副局长,从会议开幕到会议结束,一直在会议上负责组织和协调工作。与会代表忙里偷闲,还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咸亨酒店。绍兴会议不但非常成功,而且非常圆满,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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