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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税收科研之路(五):武夷山论剑
来源: 作者:曾国祥


     1996年初,总局科研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理论体系研究课题,是所有课题的重中之重。自己带领这个课题组的同志们,实际上前后一共进行了一年的收集资料和调查研究工作。过去在国家体改委工作,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有一定的基础。同时,自己研究生所学专业是宏观经济管理,对财政、税收、金融包括投融资、价格、进出口贸易、劳动就业等基本经济理论和知识,有一些宏观的但不是专业的了解。这两条是有利条件。但是,自己根本没有税收学的专业知识,这是不利条件。没有税收学的专业知识,现在只能老老实实主要靠自己自学。同时,要老老实实向财税专业界的专家学者学习,来不得半点的马虎,更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好在从小在学校开始,前后读了21年书,养成了读书学习的习惯。自己也没有别的本事,一辈子基本上就是读书、教书、写文件、写书、出书。反过来说,这也是自己的优势和长处。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理论体系,一切要从税收学的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开始。
(一)
     总局新的办公楼落成,科研所包括总局图书馆和资料室安排在四楼。所长办公室在403室,副所长办公室在404室,所办公室在402室,三个房间都在阳面。房间紧邻,呈左膀右臂之势,如果相互联系,因为几步之遥,所以非常方便。403室一个人办公,房间宽敞。办公桌比较大,过去自己从来没有用上这样大的办公桌。一搬到新的办公室,自己心想,一定好好工作,不能偷懒,不能懈怠,否则不要说别的,都对不起这间办公室。
       书山有途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为了学习、研究税收理论体系和税收学的基础理论,自己请办公室的同志把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所有关于税收基础理论和税收学的图书资料,不管长短、大小、多少,统统收集起来,放到我的办公桌上。面对这些图书资料,自己集中时间和精力,采取蚂蚁搬家的方法,一本一本、一件一件地进行强化阅读和思考。在前后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所里日常工作由副所长组织协调,自己基本上不关心也不管所里的具体事务工作,而是心无旁骛,认真阅读学习有关税收基础理论和著作,并且随手写阅读要点、心得和体会。当时可以读到的税收基础理论和著作不是太多,主要有:刘志城主编的《社会主义税收理论若干问题》,侯梦蟾著《税收概论》,王书瑶等著《赋税导论》,阮宜胜著《税收学》,涂龙力、王鸿貌主编《税收基本法研究》,税务总局编《各国税收制度选择》,王传伦、朱清著《国际税收》以及西蒙·詹姆斯等著《税收经济学》。在主编《税收学》的过程中,前后集中一年的时间和精力,陆续阅读、自学了另外一些税收基础理论和著作。所有这一切,不但使自己开阔了税收基础理论的眼界,增加了税收基础理论知识储备,而且为主编《税收学》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些著作,自己都一一认真拜读,认真思考。对于专家、学者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择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妥或欠缺者而去之或补充之。例如对《税收基本法》一书,其内容有许多可取之处。但是,书名标题我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不应该加“基本”二字。因为我国其他任何部门一级的大法,都没有“基本”二字。另外,香港的《基本法》实际上是地区性的“小宪法”,德国的《基本法》实际上就是宪法。直到现在,税务系统以及财经部门,许多人还在说“税收基本法”,真的让人匪夷所思。《税收法》就是《税收法》,简单明了,而且不会引起国内甚至国际的歧义。幸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立法工作基本上还没有启动。现在,首先要理清税收基本理论和基本概念问题。只有把一些税收基本理论和概念以及税法框架先搞清楚,然后才能组织专家、学者起草《税收法》。否则,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后来,记得国家税务总局在讨论起草《企业所得税法》的时候,有人包括总局一个副局长主张该法名称叫《法人所得税》。什么是法人?理论界要解释半天,专家、学者才听懂。无论如何解释,纳税人包括企业界和老百姓根本听不懂。更何况与外国一样,中国有法人企业,也有非法人企业。如果开征“法人所得税”,所得税课税对象就会模糊不清甚至混乱不堪。所以,自己强力反对“法人所得税”这一概念。谢天谢地,后来我们国家立法还是明确为《企业所得税法》,纳税人和老百姓一听就明白。还有关于“物业税”的争论。财政部主张开征“物业税”,在起草有关中央文件的时候,许多人就不赞成。后来,国家税务总局坚决反对开征“物业税”。自己专门写了短文,叙述和论证了“物业税”概念的不确定性和不科学性。老百姓以为“物业税”就是“物业费”,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国家开征所谓的莫名其妙的“物业税”。在国务院会议上,财政部负责人认为“物业税”是上了中央文件的,坚持开征“物业税”。时任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慷慨陈词,坚决不同意,而且斩钉截铁地说,上了宪法的某些文字,根据法定程序都可以改,上了文件的某些文字当然也可以改。他的这种坚持科学和真理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真的是从事一切科学研究,包括税收科研工作的灵魂和生命线。任何一门科学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财政学、税收学,学问无论多高深,因为都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所以从概念、理论论述到法律法规,必须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来说话。不能把简单的概念和事情,用复杂的莫名其妙的语言来说话,以显示自己“学问高深”。把复杂的概念和事情说得简单明白,这是本事。把简单的概念和事情说得非常复杂,复杂的让人不知所云,甚至故弄玄虚,这不但不是本事,而且会耽误事。记得有一年去澳大利亚访问,当地税务局的税务人员介绍,为了方便纳税人,他们所有的法律、法规包括纳税人手册一类的宣传资料,要求高中毕业生都能看得明白。这些经验,真的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我们国家依法治税,包括建立税收法律体系的任务很重。一是税收立法层次低,真正的税收法律很少,大部分都是行政性法规。二是因为行政部门分割,税收行政法规互相“打架”,纳税人无所适从。三是一些税收行政法律法规,特别是一些具体的税收条例、办法,文字太多,概念和内容可能是从外文翻译过来的,生吞活剥,用语句子太长,纳税人看不懂,更加理解不了。所以,税收基础理论研究太重要了。
        最近,自己和财税理论界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年轻同志聊天,我们国家在讨论研究《税收学》的基础上,还应该认真讨论研究《税收经济学》、《税收社会学》和《税收伦理学》。不能仅仅从税收角度研究税收问题,不能就税收研究税收问题。税收研究不但要有宏观经济眼光,而且要有国家眼光、社会眼光和伦理眼光。这些任务,只能依靠财经部门和科研机构的广大年轻才俊去完成了。
(二)
       为了在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理论体系课题的基础上,研究、讨论和编辑《税收学》一书,1997年总局科研所正式立项编写《税收学》一书,并且成立了编委会。编委会主任:金人庆;副主任:李永贵、曾国祥(兼主编)。编委会外系统的专家、学者委员主要有(按姓氏笔画为序):邓子基、刘尚希、刘溶沧、刘隆亨、许建国、安体富、汤贡亮、陈共、何振一、侯梦蟾等,可以说是人才济济。这些专家、学者,都是当时财税理论界赫赫有名的领军人物。编写《税收学》,这是总局科研所也是全国税务系统税收理论建设的一项大工程,时间长,投入的科研力量和组织工作量大。这本书一共42万字,税收基础理论和学术思想内容比较丰富。1999年11月,《税收学》由中国税务出版社出版发行。
      在编写《税收学》的过程中,我们先后6次召开专题理论研讨会或专家咨询会,对书稿的总体框架和重要章节进行认真的讨论。后来,又列出若干重要问题进行专题讨论。
《税收学》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参加本书讨论的专家、学者主要有(按与会时间前后顺序):安体富、侯梦蟾、王文鼎、钱晟、胡彦伟、刘溶沧、刘尚希、高培勇、靳东升、李丽凤、苏明、许善达、王国华、邓子基、汤贡亮、许建国、张如力、刘磊、赵岚、刘隆亨、何振一、张大龙等。本书各章初稿的编写者是:曾国祥(第一、三章),李本贵(第二、十二、十六章),张培森、刘新利(第四、十三章),朱广俊(第五、十一章),陈学东(第六章),刘佐(第七、八章)彭宁(第九章),龚辉文(第十、十五章),石坚(第十四、十八章),朱钢陵(第十七章)。本书由主编先列出大纲,然后分工负责,分章各自写出初稿,然后采取多种形式,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再反复讨论修改,最后由主编总撰。
     武夷山研讨会的主要任务,一是重点讨论《税收学》大纲;二是重点讨论一些重大税收基础理论问题。有了专家、学者认可的比较科学的大纲和总体框架,全书逻辑关系比较清晰,每一章的具体写作就有了根据,就不会出现结构混乱、条理不清的问题。重大税收基础理论问题包括税收理论基本概念和基本论述科学清晰,全书的立论和导论就会站得住脚,从而为全书全面展开论述,就可以奠定科学、牢靠的理论根据和基础。
      税收即赋税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我国,从夏代开始到现在,“赋税”的概念已经存续了四千年。但是,“财政”的概念从日本引进,是近代的事情。当然,中国古时候有“理财”的概念,但是“理财”离不开赋税。没有国家就没有赋税,没有赋税就没有财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赋税是一棵树的根本,财政是一棵树的树干和枝节。来总局科研所工作以后,自己越来越感觉到,税收学的学问太多、太大、太重要了。而且税收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税收学应当从财政学里独立出来。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税收直接调节的是政府即国家与纳税人包括自然人、家庭、厂商企业和非政府机构法人和非法人的再分配关系,直接涉及到每一个公民、家庭、厂商企业和非政府机构,不但关系社会物质资料再生产,包括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全过程,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调节自然人、家庭收入和财富的最终规模,防止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和两极分化,而且涉及通过税收政策,促进国民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全过程。而财政直接调节的是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收入、支出规模和结构关系,从而间接调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各级政府的财政不直接面对每一个自然人、家庭、厂商企业和非政府机构。所以,古今中外,直接引起社会不稳定甚至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税收问题,而不是财政问题。社会税收负担过重,税收政策不合理,引起自然人、家庭、厂商企业和社会的普遍不满,社会就有可能发生动乱甚至暴乱。一部中国赋税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社会变迁和政权不断更替的历史。
       传统经济学即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受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影响,把税收问题纳入财政学里论述。因为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对国有企业是不征税的,认为国有企业的利润包括税收都是国家的,税收和利润是一码事,利润全部上交国家,没有必要另外开征税收。无论理论界还是经济主管部门,大家都认为,税收等于财政,税收是财政的一部分。税收理论、税收制度、税收政策和税收管理等,都成为财政学的内容和组成部分。实际上,我们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国有企业是不征税的,“税收无用论”成为经济学和经济主管部门的舆论主流。甚至在两步“利改税”以后多年,经济理论界和经济主管部门,还有许多人主张国有企业用“承包制”代替“利改税”。那时,我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极力主张国有企业包括北京首都钢铁公司,要与民营企业一样,实行利税分流。在一次讨论会上,与有关部门和经济理论界的某些同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继续把国有企业的税收和利润混为一谈,不但抹杀了税收和利润的本质区别,而且混淆了国有资本收益分配方式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同时,在计划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和转轨阶段,许多国有企业流动资金紧张,出现了归还银行贷款,包括利息、清理“三角债”和利润分红等经济关系纠缠在一起的混乱现象。因此,从理论上说清楚利润、税收、财政、投资、融资之间的经济关系,特别是首先说清楚税收与财政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显得非常重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和改善宏观经济调控,最经常、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就是税收制度及其政策杠杆、财政制度及其政策杠杆、货币制度及其政策杠杆以及金融制度及其政策杠杆等。
       税收学是关于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规律的学问。税收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是,研究并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运动自身和内在的客观规律,以及税收运动与经济运行之间的关系及其内在的客观规律,并进行科学的解释和理论的说明。税收运动规律主要包括:国家宏观税收总体水平即国家宏观税收规模和负担确定的经济依据和规律,国家税收能力及其税源分布和规律,纳税人与征税人之间的关系和规律,税收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作用和规律,税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地位、作用和规律,税收制度优化和规律,税收成本、效率、效应和规律,税收管理规范化、科学化和法治化经验和规律等。
      那么,什么是税收呢?古今中外,许多专家学者对税收所下的定义很多。经过将近一年的反复学习和思考,我认为: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国家凭借社会公共权力,依照法律法规,对纳税人包括法人企业、非法人企业、单位和自然人强制、无偿征收,征税人依法征税,纳税人依法纳税,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即社会公共商品和服务的需要。因此,税收制度和税收管理,一定要遵守公平、效率、适度和法治四原则。
       直到现在,社会上包括财经部门特别是财经院校的某些专家学者,依然不承认税收本质的强制性和无偿性,依然不承认税收本质是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甚至认为,税收是纳税人与政府之间的交换关系,纳税人交税,为的是购买政府的服务。恩格斯说的特别清楚:“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现在我们都十分熟悉它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67页)税收实际上就是国家凭借社会公共权力,对社会总产品一部分的法定社会扣除。因此,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税收理论体系,研究税收学,必须从社会公共权力、社会公共需求、社会公共商品和服务入手。为此,《税收学》除了在《导论》中重点阐述了这一重要的基础理论,而且紧接着第二章,就专门论述社会公共需求与公共商品。这是《税收学》的第一个亮点和理论贡献。但是,非常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有一些财政史专家、学者认为,原始氏族社会有原始财政。在原始氏族社会,社会生产力低下,几乎没有社会剩余产品,私有制没有出现,国家更加没有出现,哪里有什么社会公权力?哪里有什么税收?
        经济决定税收,税收影响经济。因此,税收理论体系和税收学要放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面去研究,需要熟谙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再生产理论、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理论、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理论、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等。因此,《税收学》力主利用系统论的方法,从理论的高度,系统论述税收规模、税收能力、税收结构和税收制度、税收负担和税负转嫁、税收管理、国际税收关系等基础理论。并且,不是就税收论税收,而是把税收与宏观经济调控、税收政策与财政政策、税收政策与货币政策、税收政策与知识经济即信息经济、税收与投资、税收与储蓄、税收与消费、税收与就业、税收与价格、税收与国际资本流动等有机联系在一起论述。这是《税收学》的第二个亮点。同时,我们没有照抄照搬当时财税行政部门当时流行的某些税收概念和提法,而是尽量使用国际通用的税收基本概念。例如税收分类和税种,我们使用的是规范的“商品劳务课税”“所得课税”“财产课税”“直接税和间接税”等概念,没有使用“流转税”的概念。这在当时的确需要一定的理论勇气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这些基本理论、概念和表述,基本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这是《税收学》的第三个亮点。
      当然,和任何事物一样,《税收学》也有缺点和不足。例如,本书刚出版发行,一个省的国税局长当着金人庆局长和我的面反映,《税收学》看不懂。当时谁都没有说话,我更加没有吭声。后来我分析,《税收学》第四章税收能力与税收预测,因为有许多计算公式,特别是一元线性回归预测法、多元回归模型,因为太专业了,所以看起来的确非常晦涩难懂。利用数学模型和数学方法搞经济预测,包括税收预测,十之八九不可能准确。因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税收总量的因素即变量太多了,而且许多社会因素和政治因素,特别是外国的因素,都是不可以量化的。这些数学方法,只是作为一般知识,提供大家阅读参考而已。如果实在看不懂,不看也可以。其他各章,我认为没有“看不懂”的问题。
(三)
      福建省武夷山一带是丹霞地质地貌,山体岩石呈赭色或暗红色。远远望去,玉女峰亭亭玉立,双乳山、“三面红旗”山栩栩如生,更有清澈见底的溪水环绕山间。两岸山色倒映在溪水之中,山清水秀,如诗如画。这里绿树红岩,白云蓝天,真是修身养性、喝茶聊天、坐而论道的好地方。
      在武夷山讨论一些税收基础理论问题时,厦门大学邓子基教授语速缓慢,不慌不忙,侃侃而谈。当时老人家已经70多岁,童颜鹤发白眉,仙风道骨。有时我们一边品茗,坐而论道;有时一起爬山,无主题聊天,顺其自然。他兴致很高,爬山好像一点也没有疲劳的样子,大家都特别佩服他。与志同道合的专家、学者特别是长者讨论问题,谈天说地,开阔眼界,长知识,长见识,真是人生的一种享受。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研讨会结束以后,我们几个人忙里偷闲,乘竹筏游览武夷山脚下的一段溪水。大家离开了喧嚣的城市,徜徉于青山绿水之间,忘记了一切烦恼,真是人生的一大乐趣。撑竹筏的是一个山村出身的小伙子,高高的个子,为人和善。在竹筏上,人们有说有笑,十分开心。我笑着问小伙子:“您是哪里人啊?”他乐呵呵地回答:“是本地山里人。”我脑子一热,半开玩笑地和他说:“我会看手相。”山里的孩子朴实,马上伸出左手。我装模作样地看了一会,灵机一动,故作深沉地说道:“你有7个姐姐。”小伙子马上佩服的五体投地,特别激动地说道:“师父,你太神了。”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他真的有7个姐姐,不多不少。一起游玩的朋友们也十分好奇,甚至不可思议,问我为什么看手相,能够知道素不相识的小伙子有7个姐姐?我故弄玄虚,没有回答。实际上,大家一上竹筏,我一直没有说话,只是听周围的人闲聊。在人们随便聊天的过程中,我知道这小伙子在家里是老小,家里人口多,生活比较贫困。自己是农村出身,知道农村重男轻女,他家里人口多,小伙子是老小,上面肯定姐姐多。原来我估计他有5个姐姐,后来因为高兴热闹,突发灵感,故意夸大其词,增加了两个。没有想到歪打正着,正好蒙对了。这是不是大数概律,就不得而知了。我从来不相信江湖术士算命卜挂,连蒙骗、带吓唬之类的雕虫小技,但有时候的确有不幸而言中的偶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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