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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子》里寻找中国古典税收思想
来源: 作者:马建


(一)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曾指出:“在古代中国比在任何其他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许多的古代经济思想,我们知道那里是保存有最古老典籍文化的所在地。”
    《管子》乃先秦记载管子思想、事迹以及管子学派经世治国的著作,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法律、教育、伦理等,堪称一本百科全书。全书中泰半却是论述经济的,其经济思想涵盖了当今经济领域的绝大部分,包括了货币、分工、价格、财税、消费、国际贸易等等,堪称一部经济学通说论著。胡寄窗先生说过:以量来说,《管子》一书中涉及经济问题的论述不下数万言,可算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不曾出现过的经济巨著……即使将视野扩大到世界范围,在前资本主义的一个漫长时期内,也罕有像《管子》这样辉煌而丰富的经济论著。
    有人将其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相提并论,不无道理。但是亚当·斯密不过是管仲之后2300多年后的人物,属于“长江后浪”之巨擘。难怪,孙中山说过:经济学,本滥觞于我国。管子者,经济学也,兴盐鱼之利,治齐而至富强,特当时无经济学之名词,且无条理,故未能成为科学。
    《管子》这本巨著的身世扑朔迷离,历史上争论很厉害,莫衷一是。从时间上看,管子的主角管仲是春秋齐国的相国,而《管子》成书于汉代,由刘向整理编辑而成,跨越了战国、秦代,时限大概300年左右,作者肯定不是管仲。但是,那个年代很多名人都是立言、立德、立功而不著书的,例如《孟子》、《荀子》、《韩非子》、《墨子》等,就连记载孔子言论的《论语》也非孔子所著。于是,《管子》与管仲的关系就有了“言行说”、“学派说”、“部分遗著说”、“全伪说”等若干说法。很多著名的史学家,例如郭沫若、冯友兰、任继愈、张岱年等自说自话,各抒己见。不过学者们得出了比较一致的结论是,管子一书主要是管子自著或记载其思想、事迹的。
    《管子》一书肇始于春秋,成书于战国秦汉,素以经济思想丰富著称,举凡农、工、商、货币、价格、财政、税收学说,庶几都有涉及,内容多范围广。
    自秦汉以降,像《管子》这样的中国古典原创性的经济学巨著几近绝迹,倒是引来历代注家的蜂起。
    注解和研究《管子》的论著、学说多得要用火车拉。我是管子的读者,不是研究它的专家。出于职业所系,出于兴趣使然,出于山东人缘故,对其税收论说兴味盎然,总想从中就其税收思想寻章摘句,爬梳剔抉,归纳概括,找出点东西来,算是抛砖引玉吧。玩味之中,不落笔成文,可惜了!
    说起管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管仲的传奇始于那场齐国的宫廷政变。公元前686年,齐国国君齐襄公被杀,其两个兄弟分别是公子纠和小白,前者当时在鲁国,后者当时在莒国(今山东莒县)。而傅辅佐公子纠的叫管仲,辅佐小白的叫鲍叔牙。这两个兄弟听到哥哥被杀的消息,立即启程欲回齐国继承君位。
    鲁国国君鲁庄公决定亲自护送公子纠回齐国。管仲对鲁庄公说:“公子小白在莒国,离齐国很近。万一让他先进齐国,事情就麻烦了。让我先带一支人马去截住他。”不出管仲所料,公子小白正在莒国的护送下赶回齐国,路上,遇到管仲的拦截。管仲搭箭对准小白射去。只见小白大叫一声,倒在车里。
    管仲以为小白已经死了,就不慌不忙护送公子纠回到齐国去。哪里知道,他射中的过是公子小白衣带的钩子,公子小白大叫倒下,原来是佯装死亡。等到公子纠和管仲进入齐国国境,小白和鲍叔牙早已抄小道抢先到了国都临淄。小白当上了齐国国君,这就是齐桓公。
    齐桓公即位以后,立即发兵打败鲁国,并且通知鲁庄公一定要鲁国杀了公子纠,把管仲送回齐国办罪。鲁庄公没有办法,只好照办。
    管仲被关在囚车里送到齐国。鲍叔牙立即向齐桓公推荐管仲。齐桓公气愤地说:管仲拿箭射我,要我的命,我还能用他吗?鲍叔牙说:那回他是公子纠的师傅,他用箭射您,正是他对公子纠的忠心。论本领,他比我强得多。主公如果要干一番大事业,管仲可是个用得着的人。
    齐桓公豁达大度,不计前嫌,经鲍叔牙三番五次举荐,不但不将管仲治罪,还任命他为相,让他管理国政。
    按照传统的“忠君不事二主”的观念,管仲却掷地有声,言语不同凡响。且看《管子·大匡》里管仲是怎么说的。
    “夷吾之为君臣也,将承君命,奉社稷,以持宗庙,岂死一纠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庙灭,祭祀绝,则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则夷吾生。夷吾生,则齐国利;夷吾死,则齐国不利。”
    管仲认为自己的存在并不是为了公子纠做不做国君,而是为了齐国的社稷,如果对齐国有利就活下去,没有利就死。他以效忠自己的国家——齐国为己任,而并不是把哪一个君主当做自己效忠的对象,这种将君主与国家相对分离的爱国主义思想可谓在当时惊世骇俗、超前先进了。管仲大难不死反而成为宰相的故事细细读来真是传奇无比。这样的人生抱负、胸襟大志,也许就是管仲辅佐桓公富国强兵、称霸天下的不竭源泉。
(二)
    管仲,祖籍安徽颍上,春秋时代齐国人,名夷吾,字仲,或敬仲,任齐国宰相,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称霸天下。其实,最初让我对管仲的治税认识有印象的是那个“相地衰征”,在教科书和史料里这四个字被提及的频率最多。容我先介绍一下它的来历吧。
    西周以来,铁质工具的使用标志着生产效率的提高,农作物有了产量的提高,井田制下的庶人对公田劳作不断厌倦,而在私田上的生产积极性明显高涨,公田荒芜,公田不治随处可见,一场潜在的土地改革正在酝酿,机遇给了齐国的传奇人物管仲。
    齐桓公当政,任管仲当相,开始了齐国土地赋税制度的改革,逐步废除井田制下的籍田制度。《管子·大匡》篇记载:
    “桓公践位十九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赋禄以粟,案田而税。”
    齐国“案田而税”后,管子提出了我国最早的级差地租思想。
    《管子·地员》分析了土地的地势高低、水源深浅、土质优劣后,将土地分为90个种类,并且阐述了不同土壤的形状特点适宜种植和收获情况。《管子·乘马数》中有齐桓公与管仲的一段对话:
    “管子答:‘郡县上臾之壤,守之若干。闲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籍,而民不移。振贫补不足,下乐上。故以上壤之满,补下壤之众,章四时,守诸开阖,民之不移也。如废方于地此之谓筴乘马之数也。’”
    即是说把土地大致上划分为上壤、间壤、下壤三种。这就是管子的“相地”。
    管子岂止是政治家、经济家,简直就是杂家,他“相地”的水准肯定也是那个时代的地学专家。看来《管子》一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相地”的地学著作,其《地员》、《地图》、《地数》等篇目,可谓早期的地学论文。
    在“相地”的基础上,管子记载了详细的“均地”方法,这就是,根据土地的好坏,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不同的土地进行对比折算,以便预估产量及征收租税。同时,按照劳动力数量平均分配土地,变集体作业为个体经营。分地以耕,农民深知产量的多少,直接关系到自己收入的多寡,提高了生产的积极性,改变了公田劳作的消极怠工现象。
    正如《管子·乘马》记载的那样:
    “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
    “均地分力”颇有现在“包产到户”的说法味道。
    “均地分力”只是手段,如何“与之分货”,这是统治者的关心目的。“与之分货”就是按照土地质量测定粮食产量,把收获物的一部分交给国家,剩余部分则留给生产者自己。这个比例是多少,《管子》没有说明,倒是《孙子兵法》佚文《吴问》所记载的十五租率,大概给出了分获比例的答案。
    《管子·乘马》言:“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这段记载诂解为:实行了与民分货的制度,人民就切实看到有得有征了;再明确征收的标准,人民就会尽力了。于是,不必督促,父子兄弟都会来关心生产的。
    鲁国的左丘明在《国语·齐语》里提到过“相地而衰征”。其中记载管仲有一段话论述其意义;
    “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对日:‘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屡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陆、阜、陵、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韦昭注云:“相,视也。衰,差也。视土地之美恶及所生出,以差征赋之轻重也。”意思是说根据土地各种条件的优劣而征收不等额的地租。
    《管子·乘马》对旱地和涝地作了具体的租税规定:
    “十仞见水不大潦,五尺见水不大旱。十一仞见水轻征,十分去二三,二则去三四,四则去四,五则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见水,十分去一,四则去三,三则去二,二则去一,三尺而见水,比之於泽。”
    译成今天的话就是:一般十仞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潦(雨水过多,水淹的意思);五尺深见水的土地,不会发生大旱。一仞见水的土地,要减轻租税十分之一,二仞则减收十分之二,三仍减十分之三,四仍减十分之四,五仍则减半,相当于山地。至于五尺见水的土地,也减税十分之一;四尺的减十分之二,三尺的减十分之三,二尺的减十分之四;而一尺见水的土地,就相当于沼泽了。
    除了这种根据土地贫瘠程度以外,管子里还有根据年景而衰征的说法。《管子·大匡》所言:
    “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税,岁饥弛而税。”
    就是说,最好的年景即丰收之年征收租税十分之三,而下年只征收十分之零点五,饥荒之年不再征税。
    另外,管子还把赋税征收与百姓家庭养老育幼的负担情况灵活结合起来,负担沉重的家庭赋税义务给予适当减免。这既是一项德政,又是度量民力的重要内容。
    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一子无征”,八十岁以上者,“二子无征”,九十岁以上者,“尽家无征”。《管子·八观》说:“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
    在《管子·山国轨》中,管子还提到:
    “巨家重葬其亲者,服重租。小家菲葬其亲者,服小租。巨家美修其宫室者,服重租。小家陋为室庐者,服小租。”
    即是说,富户重葬亲属、建造华丽房屋的负担重税,小户薄葬亲属、盖茅草小屋的负担轻税。这就是按照财产的多寡而课征税收,具有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
    管仲对税收对象的差别进行具体、详细地分类,从而设计出不同的、具有弹性的税率或者征收比例。
    其实,按照土地差别的税收征收早在西周的《周礼》中就有 “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的论述,就是说,贯彻均平土地税的原则,就要辨别五种地方九等土质上作物产量的不同,制定天下的土地税的标准。管仲无疑是对《周礼》的“制天下之地征”的具体实施和发扬光大者,其“相地”、“相年景”、“相年龄”、“相财产”而衰征乃是对周公旦税收礼制的具体贯彻。肇始于十八世纪的西方税收思想就提出公平的税收思想,其中就有按照纳税能力课征的原则,具体就是要结合纳税人的财产拥有能力、盈利能力、生活能力等来确定课税。早在2000多年前,管仲就阐述了这种公平赋税的价值观,无疑领先于洋人了,只不过表达上有差异罢了。
(三)
    在《管子·轻重甲》里有段齐桓公与管仲的对话。原文是:
    “桓公曰:‘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以为殽。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译成白话: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做举行了鬼神祭祀,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中国有个兵法版的三十六计,世人皆知。可是,还有个经济版的三十六计,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取材就源自《管子》。这个“向鬼神征税”的点子,就被列入经济版三十六计中,名曰为“五吏之谋”。
    管仲试图通过对尧时代五个功臣的纪念,一方面教育世人,另一方面在祭祀中,以鱼为牲,扩大对鱼的需求,国家增加鱼税,这里礼与利有机结合在一起,不可谓不精妙。我姑且起个名曰“寓税于祭”,因为下面接着提到与之同理的“寓税于价”。
    《管子·海王》中记载了齐桓公与管仲的另一段对话:
    “桓公问于管子曰:‘吾欲藉于台雉何如?’管子对曰:‘此毁成也。’‘吾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此伐生也。’‘吾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此杀生也。’‘吾欲藉于人,何如?’管子对曰:‘此隐情也。’桓公曰:‘然则吾何以为国?’管子对曰:‘唯官山海为可耳。’”
诂释如下:桓公问管仲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你看如何?”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拆毁房子。”“我要征收树木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我要征收牲畜税呢?”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杀死幼畜。”“我要对人口征收赋税,又怎么样?”管仲回答说;“这等于叫人们收闭情欲。”桓公说:“那么,用什么来管理国家呢?”管仲回答说:“只有专营山海资源才是可行的。”
    桓公曰:“何谓官山海?”管子对曰:“海王之国,谨正盐策。”桓公曰:“何谓正盐策?”管子对曰:“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终月,大男食盐五升少半,大女食盐三升少半,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此其大历也。盐百升而釜。令盐之重升加分强,釜五十也;升加一强,釜百也;升加二强,釜二百也。钟二千,十钟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二百万。万乘之国,人数开口千万也,禺策之,商日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六千万。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使君施令曰:吾将籍于诸君吾子,则必嚣号。今夫给之盐策,则百倍归于上,人无以避此者,数也。”
    译文如下:桓公说:“什么叫作专营山海资源?”管仲回答说:“靠大海资源成王业的国家,要注意征税于盐的政策。”桓公说:“什么叫作征税于盐的政策?”管仲回答说:“十口之家就是十人吃盐,百口之家就是百人吃盐。一个月,成年男子吃盐近五升半,成年女子近三升半,小男小女近二升半。这是大概数字。盐一百升为一釜。使盐的价格每升增加半钱,一釜可收入五十钱。每升增加一钱,一釜可收入百钱。每升增加二钱,一釜可收入二百钱。一钟就是二千,十钟就是二万,百钟二十万,千钟就是二百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人口总数千万人。合而算之。约计每日可行二百万,十日二千万,一月可行六千万钱。一个万乘的大国,征人口税的当征为数为一百万人,每月每人征税三十钱,总数才不过三千万。现在我们没有向任何大人小孩直接征税,就有相当于两个大国的六千万钱的税收。假设君上发令说:我就要对全国大人小孩直接征税了,那就一定会引起全国大喊大叫地反对。现在取给于盐的政策,即使百倍归于君主,人们也是无法规避的,这就是理财之法。”
    管仲的“管山海”政策,说白了就是“寓税于价”,通过盐铁专卖收入抽税,而百姓却发觉不到。
    “寓税于祭”、“寓税于价”就是征税于无形之中。“取之无形”彰显了管仲高明的税收隐蔽巧取征收思想。用管子的话说就是:“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管子•国蓄》)
    《管子》说:“夫民者信亲者而死利,海内皆然。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故民爱洽于上也。租籍者,所以强求也;租税者,所虑而请也。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废其所虑而请,故天下乐从也。”
    社会心理学认为,人们喜欢的是给予,甚至是多多亦善,而厌恶的是夺取。这是人性基本的矛盾心理状态。
    显然,《管子》熟稔人的这种心态,试图利用这种心态实现其理财之道。《管子》强调的就是善于制定和施行人民乐于接受的方式。这实际是一种巧妙的间接税制的办法。可见,中国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种或许有其悠远的历史脉络。
    胡寄窗先生甚至评价说,《管子》的这一条诈欺取巧的原则,比十七世纪法国的财政剥削能手所谓的“拔最多的鹅毛而不让鹅叫”的伎俩似乎更巧妙些。
    管仲堪称“税收征管技术”设计的“鲁班”,其精巧、隐蔽的课征思想成为中国历代盐铁专卖的滥觞,洵为我国理财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后人多有宗之。西汉的桑弘羊“修太公桓管之术”沿袭盐铁专卖,步其后尘仿效为之。民间将管子奉为“盐神”,至今香火不绝,足见管子经济财政思想影响之大。
    四川省资中县境内罗泉古镇就有一座盐神庙,是中国境内唯一用来纪念、朝拜盐神管仲的庙宇。其他的消失殆尽。
    梁启超在《管子传•第十一章管子之经济政策》中对《管子》的铁官设置高度不满,却对《管子》制定的盐政高度赞美,不知何故。他可能受到了汉儒在公元前81年西汉举行的“盐铁会议”上对铁官激烈抨击的影响,可当时汉儒同样攻击盐的专卖政策。
    郭沫若先生说:“齐桓公之所以能以能够划时代地成为五霸之首,在诸侯国中特出一头地,在这儿可以找得出它的物质根据。煮海为盐积累了资金,铸铁为耕具促进了农业生产。所以桓公称霸并不是仅仅由于产生了一位特出的政治家管仲,而是由于这位特出的政治家找到了使国富强的基本要素。”这个基本要素,我理解就是其思想。
    中国的盐政自春秋管仲创立以来,历代朝廷尽管时而采专卖制、时而取征税制、时而行无税制(例如隋朝至唐朝开元初期130余年为中国盐业无专税时期),却历经2600余年延绵不绝,直到新中国的1994年税制改革取消了盐税,改为分别征收资源税和增值税,绵延千载的古老税种才从此成为历史。
    这里就“寓税于祭”也产生几缕遐思。《管子》对齐桓公是否采用管仲向鬼神征税的建言没有记载,否则作为祭祀的鱼在齐国可就供不应求了。在国外,像伊斯兰教、基督教,这些教义或者教皇都将税收作为赖以支撑的物质基础,例如伊斯兰教中的“五功”之一就是天课“则卡提”,基督教中世纪则广泛征收“十一税”。看来,中国的祭祀制度没有像宗教那样成为伦理规约,否则,后世也许因袭“寓税于祭”了。
    可见,文化的不同,税收发展的路径也不同。
(四)
    政府、国君获取税收的数量标准一直是困扰古今中外的一大难题,至今也没有一个衡量的规绳。当今的宏观税负指标国内外不尽一致,国情因素、经济因素、历史因素综合起来难有判别。2600多年前的春秋年代,没有一国之经济和税收规模的数量比较,可是先贤们的思想之超前,光辉之闪耀,丝毫不比当代人差。
    管子著名的“取之于度”论述一直拷问到现在。总的来说,管子倾向于“薄税敛,毋苟于民”。《管子•权修》指出:“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这句话很好地诠释了税收在民与君中的取舍辩证关系,薄敛无疑是最佳的选择,否则就造成民与君的不和谐。《管子•权修》有言:“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意思是说,对人民征收有度,耗费又有节制的,国家虽然小也一定安宁;对人民征收无度,耗费又没有节制的,国家虽然大也一定灭亡。薄敛的思想成为了我国整个赋税史的基调。孔子提出“敛从其薄”、孟子倡导“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刘晏则说“俭于藉敛”,不一而足,轻徭薄赋成了中国赋税思想的主流。
    这个上缴的“度”是多少呢?这个“度”又是如何计算的呢?《管子·禁藏》中讲到:
    “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所以富民有要,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岁兼美恶,亩取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故国有余藏,民有余食。”
    意思是说:人民赖以生活的,不外衣食;食物赖以生产的,不外水土。所以使人民富裕是有要领的,满足民食是有标准的。这个标准是一个人有三十亩地就可以生活一年。按好坏年景平均计算,亩产一石,则每人有三十石。瓜果蔬菜相当十石粮食,糠麸瘪谷与畜产相当十石粮食,则每人共五十石,而布帛麻丝和其他副业杂项收入还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国家有积蓄,人民也有余粮。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率三十亩而足于卒岁”是指一家人而言的,则“人有三十石”,其余的“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就一共有五十石,这五十石就是管子的“度”,那么其余的产品就是让统治者征收走了。《管子》的这个度是在考察民情的基础上所作出的,是保障人民生活基本和剩余产品的底线。突破这个底线,民财被夺就是没有“度”。
    那么这个“度”是不是一定的呢?在丰收的年份和歉收的年份,统治者如何进行计算呢?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度”是在没有自然灾害的前提下的,而在实际情况中,我们都知道,统治者要求人民每年上缴的数额是一定的,除非有特大的自然灾害,统治者才会开仓放粮,所以,要做到“富上足下”并非是一件易事。
    但是“牧民者厚收善岁以充仓廪,禁薮泽,先之以事,随之以刑……飘风暴雨为民害,涸旱为民患,年谷不熟,岁饥氽贷贵,民疾疫。当此时也,民贫且罢。牧民者发仓廪、山林、薮泽以共其财,……其收之也,不夺民财;其施之也,不失有德。”
    在这里,《管子》明确提出了“不夺民财”,不管丰收还是歉收,统治者都要做到不抢人民的财物,保证人民最基本的生活权利,“足其所欲,赡其所愿,则能用之耳”,只有这样,百姓才会紧紧团结在君主的周围,为君主创造更多的财富。
    从物极必反的规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任何事物离不开“分寸”二字,分寸无处不在、无处不有,人际关系需要把握分寸,税收征收需要分寸、成就事业需要分寸,只有把握好分寸,才能实现做人做事的最高境界。“取之有度”的思想就是缓解君主和民众之间矛盾的精髓,把握好其分寸,就有利于国家、有利于民生、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管子·重令》里的这句话就是说,如果国家幅员辽阔而不进行兼并战争,人口众多而不松懈懈怠,民富国富而不奢侈纵欲,兵力强大而不轻慢诸侯,那它就能永葆强大,这样才是匡正天下的根本,称王称霸的基础。
    管子左辅右弼四十年,使得齐桓公不以军事争天下,而以经济手段九合诸侯。孔子评论道:“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在孔子的眼里,管仲的思想乃是武器,兵车则非武器。这位圣人是不曾轻易以“仁”者许人的,而对管子,他却毫不吝啬将“仁”冠于管仲:“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中有段对话: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死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孔子的最后一句评价翻译过来就是:假使当时没有管仲,那我们早就变成野蛮民族,披头散发,衣襟左开了!
    孔子已将管仲推崇备至了!
    100多年后的战国,亚圣孟子却对管仲的霸道提出了批评,并且不愿意人们把他和管仲相提并论。因为,孟子认为管仲追寻的霸道是以力服人,而自己探寻的则是王道,是以德服人,王道要高于霸道。
(五)
    在西方税收思想里,有个确实有常的原则,就是说国家的赋税要有常规、统一、明确并相对稳定。其嚆矢是亚当斯密的四大税收原则中的“确实原则”。殊不知,《管子》早于亚当斯密2300多年就有先知先觉了。有《管子•乘马》的原文为证:
    “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与之分货,则民知得正矣,审其分,则民尽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忘其功。”
    迻译过来,就是:即预先让人民知道赋税在产品中的比重是合适的,大家分成了,税率也是公开固定的,收成多就得到的多,百姓必然全力去耕作,兄弟父子都会互相督促了。
    除了这个确实原则,管子还想到了纳税的便利。《管子·国蓄》说:
    “今人君籍求于民,令曰十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一;令曰八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二;令曰五日而具,则财物之贾什去半;朝令而夕具,则财物之贾什去九。”
    就是说,当君主征敛急如星火且无定时的情况下,即使税率不变,但由于限期过短,百姓可以凭身份能力完纳者很少,更多的百姓需要变卖农物、谷物,或者借高利贷,受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大大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因此,在确定合理税率的同时,要求注意完纳期限的规定,既要考虑国家的需要,又应照顾到百姓交付的可能性,这样才能处理好国家与百姓的关系。不能不说,这是管子在纳税程序上便民的一个巨大进步。
    西周周武王封其功臣姜子牙为齐国国君,齐国建国后,姜太公没有继承周朝以农立国的经验,而是根据齐国国情采取了工商立国的方针。司马迁在《史记》里说:“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管子相齐后,沿袭了姜太公重工商这一国策,因此管仲的经济思想、税收主张无不打上了重工商的烙印。他认为齐国要想称霸于各诸侯国,就要注重市场交换,在国际市场贸易中发挥自身优势,同时要轻税于市场而非重税于市场。
    “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管子·大匡》)
    “三会诸侯。令曰:田租百取五,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四会诸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称数。薮泽以时禁发之。”(《管子·幼官》)
    “关几而不征,市鏖而不税。”“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管子·问》)
    “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色寂,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管子·轻重乙》)
    “三十里置遵,委焉,有司职之。凡诸侯欲通,吏从行者,令一人为负以车;若宿者令人养其马,食以委。客与司别契,至国入契费,义数而不当,有罪。”(《管子·大匡》)
    摭拾以上《管子》的言论,可以看出在管仲的倡导下,齐国一方面积极推动各国达成关税协议、通商协议,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另一方面,加快国内基础设施建设,为国际贸易奠定良好的市场环境。
    在具体措施上,首先,管子为发挥自身优势,促进对外贸易发展,倡导大力削减关税。齐桓公十九年时齐国采取“弛关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就是说税率为2%;其次,主张税不重征,关税与市税互不重征,以降低流通成本;第三,降低关税。齐桓公三会诸侯之时提出各国之间应削减关税,即“关赋百取一”就是说税率为1%,促进国际间贸易发展。除了降低关赋税之外,齐国还免除了鱼盐的出口税和东莱鱼盐的进口税等。第四,开关税协商之先河。齐国在管子的主持下协定了各国关贸的协议,使得各国关赋得以降低,对于有资源禀赋优势的齐国获益更多。诸侯国之间关税协议签订的举措不得不说是一项创举,这正如当今世界的WTO组织为削减关税,促进国际间的自由贸易一样,也与目前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降低关税如出一辙。
    不过那个时候的国家,是周王室衰微之下的诸侯国的概念,而非当今世界的主权国家概念。
    除此之外,齐桓公三十五年,在管子的倡议下还制订了五条盟约,包括“毋忘宾旅”和“毋忘遏来”等内容,要求便利商贾往来,允许粮食调剂,加强外贸往来。协议规定外商来车一乘的免费供应伙食;来车三乘的,外带供应马料;来车五乘的,另加服役人员照顾等。
    山东人热情好客闻名遐迩,商贾往来、宾至如归,管吃、管住,不知是否这是肇端渊源?
    这些措施被利用诸侯盟主的地位写入各国会盟的盟约之中,正式成为不仅约束齐国而且约束各诸侯国的经济法律。另外,管子为扩大齐国与其他诸侯国之间的贸易往来,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甚至在临淄设“女阁三百”,并首创妓女税,将卖淫行业合法化,以招徕商人。《国语·齐语》记载:“齐有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通国用,管仲相桓公时,立此法,以富国。”管仲向妓女征税确立了其合法地位,后世的娼妓竟然拜管仲为祖师爷、娼妓神。由此观之,管子已把服务业和商业结合起来,征税与减税合并采用,大力促进了商业流通、商贾往来、资金引进,“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
    中国古代,各地妓院普遍供奉管仲之神像牌位,或醵资建立庙宇,祈求保佑。
(六)
    历史与经济的关系,熊彼特有一句话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
    历史是寻求各种经济思想根源的利器。
    税收作为国家的机器、聚财的手段,无论什么朝代作用皆然,但是治税思想却不是相同的。
    读《管子》,将其散见于各个篇章的、驳杂的、深邃的治税思想抽丝剥茧,梳理把玩,爱不释手,别有一番意味。
    自西周齐国封侯至今,屈指算来3000多年。山东半岛大地上齐桓公称霸之辉煌早已灰飞烟灭,昔日宏伟的殿宇楼阁也毁于兵燹战乱。留给后人可供瞻仰只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绵延500公里的齐长城,一个是鸿篇巨帙《管子》。前者是物质形态用于防御外敌,后者是文化形态用来治国兴邦,两者皆为利器,但是后者的力量远非前者所能比肩。
    税收思想是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部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治国强兵、富民兴齐的组成内容,尽管在当时的条件下,难成体系,但是不乏闪光之处,思想哲理,力透纸背,穿越时空,熠熠生辉。
    纵览《管子》的税收论述,将其比作中国第一个税收思想的集大成者实不为过。《管子》在中国古代税收历史上的建树颇多,其思想卓杰没有其他人与其相埒。可是,在我所见的教科书和赋税史书籍里,《管子》的税收思想和论述显然不足以与其地位相匹配,有的书籍、文章充其量也就是将“相地衰征”一带而过,其他丰富而深邃的思想体系连边也没有沾。这有愧于列祖列宗,也是对华夏子孙的不负责任。要知道,这位税收思想集大成者的哲理观点比西方系统的税收思想的创建者,例如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要早了2300多年。
    先贤隔着时空总要喊话的,思想总有相同的,可是有的在前,有的在后。
    坦白说,由于个人的孤陋寡闻和一些偏见,原来我是认为中国的税收就是一部田赋、力役、户调分合的历史,而治税的原理、原则都是由欧洲的文艺复兴至工业革命时期的资本主义阶层和经济学家们建立、发展而来的,读了《管子》让我汗颜不止,愧对先祖列宗。只有多读读《管子》,才能在经济发展史、财税思想史的历史长河中,方可重新找到税收的定位和坐标。
    《管子》的经济思想经过千百年来的交流、碰撞、融汇,已经成为我国富有生命力的经济文化,不啻为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一笔极为珍贵的财产。然而,长期以来,管子的趋利价值观与儒家取义价值观的相左,使得中国古典经济理论得不到充分应用和发展,再加上近代中国国门洞开,西方经济理论被引进,在“西学为用”的口号下,国人的经济思想全盘西化。
    因为工作原因,我经常与经济院校和财金大学的老师、研究生进行交流。期间,我不止一次地问及是否研修《中国赋税史》课程,他们的答复皆让我惊讶悚然,要么选修、要么不开了。这样的回答,折射了学界浮躁的一面、急功近利的一面。我的那点对税收历史的兴趣,记得是从电视大学开的《中国赋税史》中肇始的,可是现在的全日制综合大学、财金大学却将其打入冷宫,束之高阁,这样对待历史情何以堪!
    我们忽略历史便是以冒着不理解我们自己的风险为代价的。
    《管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巨帙,更是中国文化宝库的一朵奇葩。《管子》的税收思想是华夏大地经济社会土壤结出的思想之花果,是土生土长的民族文化精华。在当今税制西化、外来移植的今天,反思回溯、抚今追昔其税收思想,我们不难发现先贤们早就领先于西方的经济学家们了,只是我们浑然不知而已。
    二十世纪以降,梁启超先生是第一个研究管子的政治家和学者,这位学贯中西的思想巨擘在那个严复翻译斯密的《国富论》引入国内之时,在其《中国生计学史》中就指出“我国先秦之前,原有此学。”他又在《管子传》中写道:“经济学之成为专门科学,自近代始也。前此非独吾国无之,即泰西亦无之。(虽稍有一二,不成为科学)自百余年前,英人有亚丹斯密者起,天下始翕然知此之为重。然斯密之言经济也,以个人为本位,不以国家为本位,故其学说之益于人国者虽不少,而弊亦随之。晚近数十年来,始有起而纠其偏匡其缺者,谓人类之欲望,嬗进无已时;而一人之身,匪克备百工;非群萃州处通功易事,不足以互相给;故言经济者不能举个人而遗群,而群之进化,由家族而宗法而部落以达于今日之国家。国家者群体之最尊者也,是故善言经济者,必合全国民而盈虚消长之,此国民经济学所为可贵也。此义也,直至最近二三十年间,始大昌于天下。然吾国有人焉于二千年前导其先河者,则管子也。”
    长期以来,我国古典经济思想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还有偏见,影响了一代代人对祖国文化的认同和借鉴。
    税收思想的开放不仅面对世界,还要面向传统!忙着与世界接轨,可是却将传统一脚踢开,也该反省了吧!
    在二十一世纪的晨光中,中国古典经济理论显得太古老,以至于长期内我们忘记了它的存在;它又太新生,以至于我们一时无法全面理解。
    星转斗移,沧海桑田,《管子》的年代距今悠远2600多年了,而今透过历史时空,我们忽然发现,这位堪称“千古一相”的卓越智慧,有许多地方我们仍然难以企及……
    中国的古典税收思想何尝又不是呢?
    (作者单位:济南市国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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